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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杂志范文第1篇

文学批评主体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批评理论问题,自然,对于它的追求和确认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观念的彰显。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学批评“方法论热”的出现、文学的自主性观念的确立,尤其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曾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并表现出在当代视域中的较为积极的建构倾向。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总体上而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却呈现出一种颇为严重的缺失局面。在当下,我们需要在确立根本性的价值立场的前提下,致力于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无疑,这是当代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需要,更表现为一种当代视域中的文学批评理论观念的创新发展。

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指向

应该说,主体性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基本的精神品格,也是一种应有的价值诉求。那么,从普泛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毋庸置疑,在当代视域中,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必须先从关注和明确人的主体性问题开始。换言之,讨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与对人的主体性这一哲学问题的明确认知密切相关的。因而,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问题作一些必要的检视与判断。我们明白,在人类的精神发展中,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而主体性原则在西方哲学中的确立本身又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思想现象。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①确实,我们注意到,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也肇始于古希腊思想。其时,普罗泰戈拉对“人”作为“万物的尺度”的确认和强调,宣告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出场”;而苏格拉底则用德尔菲神庙墙上铭刻的“认识你自己”这句箴言根本性地扭转了古希腊哲学的方向,在他那里,“认识你自己”具有了主体性原则的初步萌芽。当然,西方哲学中主体性原则的发端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这个阶段,笛卡尔是个中坚人物,他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的奠基者。到了康德这里,主体性原则得以真正确立。这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重大社会变动并在启蒙运动后期和法国大革命前后而确立下来的哲学原则。

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如何可能一致?这是德国哲学革命面临的根本问题。康德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进程中的第一个环节。其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最终就是确立在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探讨之中。当然,看待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从对康德哲学的总体性质的理解和确认出发,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此,我们就不多说了。从最终目的上说,以康德哲学为标志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从哲学上证明理性和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在对于这一最高本质的诉求和拥有中,主体积极能动地认识、构造甚至是变革对象或客体。康德确立的“主体构造表象”、“人为自然立法”这两个命题就是其根本性表现。②“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③,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深受康德的影响,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康德及其思想是一个中间环节,在主体性理论问题上无疑也是如此。当然,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更根本的是因为唯物史观视野的确立,马克思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与康德确立的主体性原则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马克思的人的主体性思想是丰富的、深邃的④,在这里,为了集中论证的需要,我们仅简要地说一说两个方面的话题: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主体性是属于哲学的哪一个层次的问题,即我们需要合理确认主体性问题的论域。首先,主体性问题不是本体论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主体性问题尤其是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中出现过不同的看法;同时,它不全是认识论问题,也不全然是历史哲学问题。人的存在的主体性问题当属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问题,它属于哲学的总体性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本质上是人和世界的关系,它是人所特有的意识性的表现,而人所特有的意识性在其现实性上必然发展和表现为主体性,表现为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揭示出,人和世界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⑤确认这一点让我们明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与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关联,也让我们对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形成了一种原则性的思考意向。其二,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规定也就是主体的规定性问题。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曾经有过许多论述,概括起来主要就是指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其中,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包含三个方面的基本涵义,即:主体对于主客体关系的自觉性、主体的选择性及其创造性。而创造性无疑又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主体的自主性也是马克思的人的主体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他看来,真正的主体必然是具有自主性的主体,这种主体既有能力亦有权利“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⑥。主体的自为性是主体自主性的逻辑延伸;换言之,自主是自为的前提,自为是自主的目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的相关论述无疑是相互联系着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智慧;也就是说,三者的结合和统一,才能造就完整的主体和实现真正的主体性。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简单地讲,确认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在普泛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在当代视域中强调文学批评的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的实现,而且,还是一种统一性的实现。当然,这是一种相当抽象的表述。具体而言,结合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境况,笔者认为,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重要考量:其一,确认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独立性,即它不应该也没有理由依附于其他对象而存在,它具有一种自主的品格,从而也表现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自为性;其二,强调批评者必须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批评者的主体意识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化,尤其表现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实现;其三,它还体现为当代视域中的中国的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这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中或者说世界性的批评境况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应该营构、保持和发展其独立性与自主性。论述至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白的是,在当代视域中,我们追求和确认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是在确立当代文学批评的根本性价值指向。那么,这种价值指向究竟体现为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关涉到我们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无可置疑,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早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现象。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反思与追求的二重主调语境下变得色彩斑斓。在现代性问题的探究上,不要说众多西方思想家之间存在着迥然的差异,即便是当代中国学者,也都基于各自的哲学立场和观察视点而对现代性问题持续地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阐释。相比之下,笔者更为赞同俞吾金先生的观点。受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的启发,他提出了“现代性现象学”的概念。俞吾金持论,现代性现象学也就是运用现象学的理念和方法,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理念和方法,对现代性现象进行全面的考察。在阐述了现代性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观念和方法之后,从现代性现象的总体视域出发,并在对西方思想家现代性研究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批判性考察的基础上,俞吾金分析指出:当我们把现代性现象课题化时,在我们的视域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组现象,即:“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当我们对这九个现象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考察时,其他八个现象都会以共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的视域之中。因此,必须在这一总体视域中来界定“现代性”的内涵。按照现代性现象学的阐释,“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要关涉到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相对于“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而言,“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⑦。显然,这样来理解“现代性”问题,我们也就能够相当明确地认识到,在当下语境中,追求和强调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是在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指向,主体性是现代性哲学的基石。

二、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的缺乏

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进程中,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诉求一直较为缺乏。这固然受制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构造的政治与文化逻辑,也与根深蒂固的“以意逆志”的中国文学批评传统密切相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尺度的确立,也让文学批评与国家政治、民族解放等宏大叙事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看,这是必要的,也具有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实现。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即,追求和强调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是在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指向,而这一现代性价值指向的真正确立无疑又是需要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强势推进作为基本前提的。这样,我们的讨论视野自然也就相应地进入到中国社会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再复倡导“文学的主体性”,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学术论争。我们明白的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思想争论溢出了文学论的范围,它和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哲学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等一道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说,它是一种显豁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思想事件。在这一现代性事件中,刘再复所说的“文学的主体性”存在三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即: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的主体性、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的主体性。也就是说,在这里,伴随着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浮现,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命题被正式提出来了。对于刘再复而言,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就是伸张和确立文学批评的自由。尽管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存在重大的思想局限,然而,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命题提出,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历史并没有很好地接续这个话题。文学主体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随即遭到了几种重要学术力量的批判;其中的表现之一是,人们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出发,质疑主体概念与主体性理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如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也就很难再存在于人们的关注视野之中了。有研究者分析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面临的文化语境非常复杂,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同样缺乏。倘若寻找其原因,不外乎表现在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其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向纵深处发展,其内在逻辑使文学批评必须服从于利益至上和效益优先的原则;其二,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横向扩张相当强势而恣肆,这样,中西文化交流主体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关系的不对等性,于是,文论的交流实际上已经变异为西方文论霸权对中国文论的强势同化。这二者共同导致了中国当下文学批评主体性的深刻危机。⑧这一讨论和表述无疑是颇有道理的,但它也显得有些笼统和模糊,我们还需要寻求更为清晰也有可能更具拓展性和深入性的描述与论证。从前文我们对于文学批评的主体性问题的总体性认识和理解出发,概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缺乏较为显豁地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当代文学批评处于一种非自主存在的状态,即“寄生”状态。这也就是说,尽管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性发展,当代文学批评依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自主性。在这里,“寄生”一词是笔者对有研究者在一己的理论视野内对文学批评较为普遍的“寄生”状态的个人描述的援用,当然,它更是一种拓展和延伸。这位研究者指出:不能“将文学批评仅仅当作文学作品的注释”,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早已阐明,对文学作品所作的注释、说明,包括对作品版本的考证、对作品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的钩沉、对作品中生僻字的注解等等,虽然是文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但这根本就不是文学批评,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批评的准备工作。因此,把文学批评看成单纯的解释作品,只能是一种‘文本还原’式的批评观。在这种批评观的指导下,文学批评谈不到任何主体性问题,只能‘寄生’在原作之上对其进行一些注释、讲解、说明,甚至可能沦为作品的奴隶”。⑨无可否认,这一判断和评价是敏锐的、合理的,这种“寄生”式的文学批评在今天的文学研究者的具体批评实践中也包括在高校教师的文学课程的教学中大量存在,它极大地折损了在当代视域中实现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可能。在此基础上,笔者所说的当代文学批评的“寄生”状态至少还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文学批评对于作家作品的严重依赖。一直以来,在文学界尤其是在作家那里存在着一种一度曾经成为主流的观念,即作家的文学创作是第一性的,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是第二性的。在当前,这种观念依旧存在相当大的市场,它极度地削弱了文学批评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第二,当代文学批评仍然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这主要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学科建设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批评学界的学科意识依然不够明朗,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应有的合理的批评方向确立的自觉,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建构的积极价值与意义不甚彰显;二是当下的文学批评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甚至是政治因素,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批评的当代兴盛更为加剧了这一状况;相应地,在对批评的具体情境的关注前提下开展的自觉并相对纯粹的文学批评实践并不多。其次,批评主体的缺席与批评力量的丧失。

这里所说的批评主体的缺席,当然不是指没有人参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也不是指当代文学批评者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没能表现出普泛意义上的一定的主观性;而是其在根本上意味着,由于真正的创造性和自主性的严重匮乏,当代文学批评者群体性地同时也是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趋于浅表性的同质化的批评行为,拒斥独立的、批判的、在深层意义上有利于当代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价值立场的有效确立,致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了一种内质性的困境。这样,尽管文学批评实践行为依然在持续,却导致批评主体的实质上不在场,也就是说,从事具体文学批评实践的批评者的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严重缺失,这自然也就缺乏在根本上是由批评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与自为性支撑起来的批评的力量。它主要表现为:第一,批评落后于创作。当代文学创作是生动的、丰富的,但文学批评实践却跟不上这一发展趋势,在不少批评者那里,批评实践成了一种惯性的操作或批评的“程式”,批评者与他从事的批评实践本身都被其固化的视野、立场和思维所“裹挟”,批评了无生气,自然更谈不上批判性和创造性。第二,部分批评家与作家或之间存在一种颇为显明的互利性共谋关系。“口红批评”、“捧杀批评”等称谓的出现是对这一现象的形象性说明。或许,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当代消费性文化语境中批评生态发展的一种必然。第三,批评者群体性地放弃价值评判。价值评判是文学批评实践的根本要求,也是其生命力的保证。然而,今天的批评家却耐人寻味地共同地表现出对于价值和价值评判的轻视态度,或者将自己放在一种独立的价值判断的“悬置状态”⑩。我们应该明白,“对价值的忽视甚至拒绝是使人文科学非人性化的倾向中最危险的一种”;我们也需要铭记贡布里希的告诫和期望:“我们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惊讶感、崇敬感、还有恐惧感。换句话说,应该归还人文科学的价值感”。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乃至蔓延也与在当下的文化相对性时代普遍的批评尺度与标准的丧失不无关联。

最后,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强势“入侵”,这自然有一种文化交流的必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学界主动“迎纳”的结果,其最终导致的是,在面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观念时,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没有了自己的地位和“声音”,学理上的中西批评“对话”难以实现,这明确地表现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性的丧失。无疑,这是在更为阔大的视野内对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缺失的一种确认,也是一种尤为值得注意的批评现象。这种文学批评主体性的缺失其最根本的表现就是文学批评的“失语”。其实,近2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失语”问题一直颇受文艺学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对之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实绩;但是,对于文学批评的“失语”的针对性探讨却并不多见。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代文学批评的“失语”,失去的当然不仅仅只是中国形态的文学批评的概念和范畴,而更是民族文学批评观念、精神和思维的丧失与民族批评范式的被改造。这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在根本上被西方文学批评范型同化的趋势,中国文学批评的民族性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了,当然也就没有予以学理性考察的必要;或者说,在当代视域中,它近乎于成为一个伪命题了。不能不说,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当下,这是中国文学批评领域中出现的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哪怕是仅仅就此而言,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也已经势在必行。

三、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当下建设

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当下建设当然也不只是某一维度的,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这里,择其要者,我们简要地谈一谈文学批评主体性当下建设应有的总体性价值立场和三个基本的建设维度。笔者以为,总体而言,在当下进行文学批评建设包括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理应基于现代性价值立场。也可以换句话说,确立当代文学批评的主体性是与明确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诉求方向密切相关的,二者之间存在一种辩证性关联。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主导价值之一,追求和确认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其实也就是在伸张和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而在总体上确立文学批评的现代性价值立场,也就能够内在地推动和保证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的当下实现。我们必须明确这一文学批评主体性当下建设的现代性诉求的理论视角和价值立场。而且,我们还需要由此进一步认识到的是,确立文学批评的价值诉求方向是当下文学批评建设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文学批评领域中压倒一切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明朗,或者说其方向不明确,其他许多问题的性质也就不可能突显,相关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甚至是造成文学批评建构问题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弱化。基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实状况以及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要求,我们可以确认,坚持现代性价值诉求的发展方向是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建设的根本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当下文学批评的建设与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的整体推动在总体发展方向上趋于一致,故而,确认这一方向事实上也是使得建设中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具有现实性品格的基本要求。当然,现代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基于此,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一方面需要现代性价值观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发展现代性价值观念。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性问题是一种双重现象;因而,我们在追求现代性价值的同时,还必须采取措施有效地遏制“现代性”中的负面因素的蔓延,并根据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发展现代性价值观念,以便使得对于“现代性”价值的整体诉求行进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无限敞开的实践路途中。

如是,我们所进行的当下文学批评建设包括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建设也就能够建立在对健全而又充分的现代性的认识和诉诸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惟其如此,建设中的当下文学批评才能体现出对健全而又充分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诉求,无疑,这对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当下合理建构是一种有力的推动,也是一种根本性的有效支撑。在相对集中地探讨了文学批评主体性当下建设的总体性价值立场之后,并结合前文对当代文学批评主体性缺失问题的考察,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确立在这一总体性价值立场基础之上的当下文学批评主体性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首先,追求和确立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必须致力于批评主体的建设。当然,批评主体的建设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有选择地谈三点。一是需要确认和强化批评家的个体主体性。文学批评活动是一种个人性很强的实践活动;因为,作为文学批评主体的批评家首先就是以个体的生命形式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对此,马克思说得相当明白而深刻:“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尊重、认可批评的个体性,强调批评个体的自由意志、自我选择和自我评价的有效性,充分肯定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无疑是保障文学批评主体性实现的基本要求。当然,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批评家在强化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同时,还应该自觉地将自我的存在同时代与社会联系起来,将自我的发展要求同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的整体性发展要求统一起来,这样,其个体主体性的实现也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在这个基础之上确立起来的文学批评的主体性自然也就能够赢得我们充分的肯定。二是批评家必须注重自身的批判意识的确立和批判性思维的养成。批评家应该是一群具有特殊才能和卓越品质的人,而批评家的特殊才能和卓越品质的表现之一就是其具有高超的批判力,这是他能够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基本依凭。人往往受到其惯性思维的驱使,能够有效地转换思维方式,进而铸造个人的批判性思维和确立明确的批判意识是一个批评家的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当然,它也是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的一个前提。三是必须关注和提高批评家从事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时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批评家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是区分为层级的,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家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就决定着文学批评主体性所能够达到的层次品位。这也就是说,批评主体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直接关涉到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活动的性质和质量,决定着批评主体在从事批评实践时是否有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积极的能动性、自主性尤其是创造性。无疑,这与文学批评主体性的实现与否休戚相关。其次,自觉克服和摒弃“程式”化的、封闭的批评,确立文学批评实践和批评理论建构的明朗而深刻的现实关注意识和问题意识。这里所讲的“现实”,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指向:一是当下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现实。开展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和进行自觉的批评理论建构必须以这一现实为基本的前提,如是,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也才能产生和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二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的现实状况、真实状况。无疑,关注这一现实的批评才是具有针对性的批评,也才能摆脱被固化的批评视野、立场和观念所“裹挟”的批评模式,从而获得批评的生动性与开放性的可能。三是广阔而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它更多的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现存境况,指一切实际存在的东西,亦即自然现象、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想的总和,与“可能性”相对。四是指现有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即作为合乎规律的存在,它与虽然存在但已失去必然性的事物和现象相对。这样,要达到对于现实的正确理解,就内在地要求着不仅要清醒地估计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且要认识到它的必然变化趋势。

人文科学杂志范文第2篇

一、形式分析缘何举步维艰

1985年前后,文论界曾刮起一股“科学主义批评”旋风,不少学者直接套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模糊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于文艺理论和批评实践,虽不乏亮点,但最终都归于沉寂。科学主义批评的引进-热闹-沉寂的三部曲乎为三十年来绝大多数登陆中国的文论观念定好了生存基调。如今,当我们检点当年热闹非凡的文字和论争,面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质性成果寥若晨星的残酷现实,心态浮躁、准备不足、量化数字化不适合作为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艺术学的评判标准的反省聊可让人自慰。于是乎,科学主义批评被认定不适合文艺理论和批评,至多算个文论史的事件而已。事实果然如此么?20世纪80年代西方最新潮科学方法在中国学界热闹后归于沉寂、落寞,往大处讲,可以归咎于我们缺乏科学理性(数学-逻辑)文化传统,朝小处说,也与学者们大多急功近利,缺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实干精神脱不了干系。但我认为,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学者们普遍对于所谓科学主义批评“背后”的东西缺乏明晰深刻的认识。从表面看,科学主义批评这一来自中国学者的特定指谓无非是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取得伟大成就而兴起的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美学和文艺现象进行“自下而上”实证的、经验的研究的20世纪回响罢了,费希纳的实验美学、阿恩海姆的格式塔美学都可以划入这一世纪大潮。实际上,半个世纪前朱光潜那代学人已经凭深厚的学术功力让古老的华夏诗性智慧领受了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这一壮阔宏大的文化更新创造历程至今远未画上句号。更深层次地考量,批评的科学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崇拜。确切地说,批评的科学化不过是西方思想追求普遍必然知识传统的表征而已,在当今中国学者的著述中屡见不鲜的概念不清、思维混乱、分析淡弱、理论缺乏系统性等现象,便是这一传统匮乏的必然结果。衡之以此传统,科学主义批评照搬自然科学方法,满足于实验和精确数据的收集、归纳,恰恰大成问题。因为它们根基不稳,忘记了对其理论如何可能的前提条件进行彻底的追问,如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所做的那样。就连“解构天使”德里达在其扛鼎之作《论文字学》里都一再申明自己在寻根溯源,追问整个西方文化和科学的可能性的条件———痕迹(trace),一种先验的原始的不可还原的综合因素,可见这一传统威力之强大。衡之以此传统,穆卡诺夫斯基、雅各布森的布拉格学派、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特的结构主义、英伽登的现象学,成就斐然、影响甚巨,倒更足以代表这一传统的精神风貌,因为他们志在建立文学科学、美学科学、艺术科学,至于其客观性理想能否实现则另当别论。我曾用“科学型美学”指涉西方美学主流的根本性质,它有别于科学美学、技术美学,当然也并非仅指科学主义批评,这种哲学美学智慧具有十分鲜明的形式性、分析性、先验性、纯粹性、超越性、系统性①。一百多年来,我们的美学、文艺理论建设始终在这个异域思想传统的巨大身影下苦苦寻觅自己的话语生存、叙述空间。现在,我们不但有了本土学者撰写的为数不少的西方美学史、艺术哲学史、文学理论史论著,还初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传统、现代文学批评传统。但就构建中国形式美学而言,我们仍然有十足的理由诘问,我们真得对这个以科学理性精神(我不大喜欢用“科学主义”这个在中国有过诸多误解和争执的名词,丰富深刻的科学理性精神之内涵远非有特定所指的科学主义所能涵括、表述)为支柱的哲学美学传统之精髓了如指掌了吗?我们真得对作为思想方法、知识原理、存在根基的形式分析精神这一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构成成分做到运遣自如了吗?“分析”表示何意呢?形式分析如何进行呢?“分析”这个范畴的内涵相当宽泛,与本文有关的涵义包括:(1)从前提到结论的超越经验的理智运作,即证明活动,譬如,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我们是借证明去认知的。(2)把事物分解成各个部分加以严格考察,从而确定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新批评对独立自足的客体“诗”或“小说”的“细读”是一种形式程序,意在详细地、精确地分析作品的基本构成成分,即语词、形象、比喻、象征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作品的中心主题就是围绕着这些语言学成分组织起来的,而作品的结构则是张力、反讽、悖论这些对立冲动之间的和谐、平衡。再如,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神话犹如一种语言,是一个自足的、自我决定的结构。这一系统可以被分解为多个基本单位,这些单位相当于语音的基本要素音位,它们之所以有意义,能够存在,取决于它们在这一系统内部与其他成分之间的差异关系。这种对对象进行严密、客观分析的思想方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分析的目的是运用理性思维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追求确定性,倾向于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本质进行形式的把握。形式的感性内容越少,普遍性就越大。当然,抽象性和确定性的程度是有区别的,哲学思维的确定性就不如科学思维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系统在现代符号逻辑看来只是实质系统。请注意,形式分析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它还是一种知识原理。按照康德的说法,纯粹感性材料形成知觉判断,没有普遍性,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命题形式叫做“先天综合判断”,它是先天的形式“纯粹理智概念”包容、整理感觉材料的结果。进而言之,由于形式的、分析的精神浸润于数学的逻辑的理性文化氛围里,它还是或者说首先是存在论的。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种或类概念),既是存在论的,指现象变化中的永恒存在,又是认识对象,指逻辑建构的知识形态概念。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西方文化的向度是科学,西方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科学的反思,并为之提供基础和说明。存有论为科学规定了客观性原则,逻辑和数学为之规定了以确定性和分析性为表征的知识原理。”①根据我们的考察,中国学人的三重“误解”也许造成了他们对形式分析的不喜欢甚至厌恶反感。其一,形式批评高度抽象,脱离具体的经验内容,不及中国式感悟批评灵心妙赏,一发即得。其实,这样的看法混淆了对具体作品的体验解读与对文学知识的普遍追求。形式分析通过部分的分析达到对普遍必然的关系即整体的本质的把握,目的在于达成理想的知识。譬如,英伽登现象学美学对文学的艺术品结构的分析是存在论的,即对存在-实体的观念内容的先天分析,如果它是可能的,便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很多西方大艺术家、大批评家的谈艺录,往往寥寥数语,切中要害,而又文心渊深,生动有味,丝毫不逊色于中国式感悟批评,它们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法朗士曾称之为“灵魂在杰作中冒险”。其二,纯粹形式不过是个理性抽象出的空架子而已,没有实际的作用和价值。由于道的本性无法诉诸语言,所谓可道非常道,因而中国传统思想不重视语言和逻辑分析,看不到纯粹的知性概念,未能产生与质料相分离的纯粹形式。形式化建构按中国传统的眼光看,不啻于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实质上,缺少了严格的形式化建构,便难以产生符号语言,不可能进行符号之间的纯逻辑的推演,现代计算机系统就无法想象。从席勒到马尔库塞,强化审美形式的批判功能、政治潜能,说明形式有着丰富的人文因素和社会文化内涵。牟宗三先生更是指明西方的基督教精神、民主政治的精神与遵守逻辑数学前进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深刻关联②。其三,形式在先,意味着内容被忽视甚至遭到否定。这是对内容即形式的现代观念不能领会的结果。形式批评、内在批评不是不考虑文学研究的外在因素,诸如作者、时代、读者等,而是强调内在的优先性,只有把作品的自身意蕴、本性搞清楚了,才能为整个文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穆卡诺夫斯基把艺术本性界定为符号,又区分符号为能指和所指、物质性和意义性,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被感知者感知的是审美客体(所指),这样就用艺术品这个“自主的符号”连接起了作品、读者、社会。诚然,不能否认,分析思维肢解对象、强分畛域,事事处处以精密性、确定性、明晰性为旨归,的确显露出理性的“暴力”倾向,不但有碍于直接把握事物的整体性,而且往往破坏了对象的原始的生命样态。不过,一种特定思想文化类型之特性之长项在充分展示自身力量的同时,也必然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弱项和短处。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批评中国传统思想重整体领悟缺乏分析精神吗?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明白当今中国思想文化建设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认为,反体系、反本质主义一类的时髦话语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积极作用非常微弱。我们赞同这样的看法,中国的现代化是“体”的变化,这个“体”指社会本体,包括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存在。现代化的核心是科学,“许多人仅仅想把科学作为运用的东西,而实际正是科学代表了社会本体,推动社会存在前进,在此基础上发展文化意识形态”③。这里的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更是一种社会建制,而始终贯穿其间的则是科学理性(形式理性)精神。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技术层面的实用式的拿来,它更指向思想文化类型的更新。接纳数学-逻辑的分析精神,尊重科学的文化氛围的造和精神传统的养成,艰难曲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乃在于规则意识、形式正义等现代观念恰恰内在于中国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小而言之,形式分析精神也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论学科建设的系统化科学化的迫切需要。当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批评流派和方法涌入中国,如前所述,倘若我们对这些现代批评方法的“根性”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对形式分析之类的异质思想因素的摄取、消化、转换也许会成为未来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已经有一批学者,例如,李幼蒸、赵毅衡、赵宪章、董小英等,开始了艰难的也是富于建设性的理论探索。

二、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

吴炫把中国形式文学难以真正突破的原因追溯到中西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异,是非常有眼光的①。他有关建立当代中国哲学与文学理论不能采取抛弃认识论的态度、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一种确定性的文化意旨建设、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通过形下走向形上的整合尝试的观点,笔者也很认同。我们认为,建立中国形式美学,如何对待西方的形式本体论同样是个绕不过去的重大课题。但能否就此断言形式本体论不适合中国形式美学的构建呢?看来为时尚早。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当辩明两个术语,一个是本体(论),另一个是形式本体(论)。对本体论,有学者下过这样的定义:本体论就是运用以“是”为核心的范畴,逻辑地构造出来的哲学原理系统。从实质上讲,本体论是与经验世界相分离或先于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原理系统;从方法论上讲,本体论采取的是逻辑的方法,主要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到了黑格尔发展为辩证逻辑的方法;从形式上讲,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含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②。从上述概括可以见出,本体论在源头上牵连着西方思想的种种根深蒂固的特质。譬如,两重世界、质料和形式的分离、概念思维、逻辑分析、体系化建构、先验形式、本质追求,这些特质构成了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从狭义上讲,中国文艺理论界所理解的形式本体论指现代西方随着“语言学转向”而兴起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布拉格学派、巴黎结构主义),他们分析文艺作品的语言构成,探寻文艺作品的内在规律即结构,试图在本质上(本体论上)揭示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独特性,展示形成作品统一性的规则、秩序。这种建立文学科学的理想显然是科学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宽泛而言,本体论的基本特性是形式的,也可以说,就是形式本体论的。展现结构(理性的抽象化、理想化)、先验必然的形式(给知识内容赋予形式)、形式系统(将高度普遍的命题组成形式系统)、形式化(以数学-逻辑的形式表示符号间的推理演算)、把握本质(事物现象背后的共相、模式、秩序),本体论的理性主义(形式理性)在认识对象、思想方法、知识原理、理论形态等方面刻画着西方思想的精神面貌,当然也规约着西方形式美学的基本面貌。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本体论(本质论)意义上的形式在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公开打出形式美学旗号的学派有赫尔巴特-齐美尔曼、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在对美的本质、艺术本性、审美经验、文艺风格、艺术作品、审美形态等重大问题的探究中,到处可见毕达哥拉斯的数理形式、柏拉图的超验理式、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形式的身影。康德更是对20世纪的美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如此看来,当我们问形式本体论是否适合中国(形式美学的构建)时,表面的意思是指中国学人能否运用现代形式主义方法于中国语境,深层次的含义却在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如何可能这一重大课题,就本小节探究的主旨而言,就是上述形式理性精神的种种内涵能否为中国思想文化所吸纳,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重大课题。粗略言之,这种吸纳、转换、创造之所以可能的基础或许在于科学精神文化氛围的培育,中国学者在逻辑学、符号学等方面学养的提升,一大批学者的主动选择等。不过,我们在此把焦点集中在形式概念身,看一看中国学者在构造形式美学时,如何处理形式概念与中国思想语境的适应性问题,其种种难点既在技术性、学理性上,更在源于中西思想传统根本差异的冲突矛盾上。我们知道,形式的涵义复杂多层,使用者往往在一个形式的名义下指涉好几个涵义,且每个涵义适用于不同的问题。据我们的观察,在种类、体裁、技巧等意义上,形式的使用麻烦较少;由于中国形神合一、道显为文的传统,中国学者,譬如朱光潜、宗白华使用黑格尔以来西方近代主流形式概念感性形象或感性形式也并不觉得有多大的隔阂;语言论转向下产生的文本批评、现代形式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语境下显得不那么成就斐然,究其实质在于中国学者普遍对符号学、语言学陌生,操作起来自然底气不足。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仁学解释学》,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的问世,赵宪章将文学文本范例分析上升到类型学的研究思路,表明中国学者不仅可以介绍得到位,更能着手富于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构。在我们看来,真正的难题主要在于如何对待先验形式(纯形式)。所谓先验就是先于、独立于经验而又使经验得以可能,它以普遍性、必然性为其表征。这种先验形式源于西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式与质料分离的理性-逻各斯传统,此传统的底蕴又在希腊的数学(几何学)、天文学中发现事物的永恒秩序(不变的客观形式),为变动不居的万事万物确定最初之动力。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着重从事物的作用、功能和性质上看待其终始生化与事物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没有离开个别具体的事物而追求一恒常不变的形式的传统,故而对待先验形式中国学人的态度颇多分歧。冯友兰的新理学(形上学)对一切事物做形式的解释,其四个观念(理、气、道体、大全)完全是形式的观念,对实际无所肯定,也就是与事物的质料内容、具体的感性存在无关。金岳霖区别了先天命题和先验命题,认为只有逻辑的知识是先天的,先天、先验的知识都由经验而来,但正确性并不依赖于经验,可见个别与共相有区别而又不可分离(道是式和能的综合)。李泽厚在为其美、美感、艺术论奠定本体论基础时,形式的作用(度的本体性)居功至伟,但他明确表示不接受先验理性(形式),他使用的形式指人的主动造型力量,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赋形),朱光潜把“纯粹形式直觉”这个形式主义核心命题与经验心理学的“心理距离”、“移情”杂糅起来诠释审美经验,不但断然舍弃了先验形式,而且将先验认识论命题转换为经验心理学命题(古代的心物交融说)。我们绝不否认建构美学和文艺理论当然有其他进路和方法,其理论体系的本体论范畴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之外另辟蹊径,然而一旦我们决定以“形式”作为体系大厦建构的脚手架而非普通的砖瓦石料,那么,明确拒绝也好,积极建构也罢,都不能不对此先验形式有所回应,因为它不仅关乎加强逻辑分析、为传统审美智慧的现代转换添一思路,更是对美、美感、艺术、自然美、艺术史动力等重大问题如何可能的先验条件分析,是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原初的”、“先在的”根据。

三、象家族改造与新生的重点在哪里

上世纪30年代,在那篇创见迭出的力作《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里,宗白华先生权衡比勘中国思想的象和西方思想的形式,得出象即中国形而上之道、象之构成原理乃生生条理和西洋形式美的根源是逻辑、几何、数学一以贯之的概念世界、永恒超绝的范型是先验的理数的结论。耐人寻味的是,在表解中国独特的生命精神时,宗白华没有用“象”,反而用译自异域文化的术语“形式”,认为“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①。倒是吴炫提出“什么是中国式形式”的理论命题,并试图既向传统的“象象”思维里灌注追求独创的精神,又以中国式形式(象象)的整体性、通透性弥补西方文化片面彰显纯粹性、对抗性的缺陷②。吴炫的做法的确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提出了当代中国美学和文艺学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即传统如何进行创造性转换,具体而言,就是象及其家族成员的当下适应性问题:传统美学文论概念术语如“象”、“文”、“法”等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人的审美经验、艺术趣味、文学特点?以这些概念术语为基础有无可能创造出美学和文艺的新理论形态?我们认为,倘若说运用“形式”于中国思想语境尤其是中国传统诗性智慧时面临着是否契合———尤其在形而上层面———之难题,那么象及其家族的改造、转换主要不是针对中国古代的美学和艺术,而是现代中国的美学和艺术,一方面我们应当考量其诠解在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生成、以现代汉语表述的审美精神、艺术实践、文学世界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另一方面,这种解释之富于效力的来源在于如何回应、接纳业已在现代中国美学文艺学学科体系中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形式系统及其体现的形式理性精神,质言之,本文对此问题的先验探究就是俗语所谓“旧瓶”能否“装新酒”或曰“注入新鲜血液”。据考察,象及其家族成员包括象、美、道、文、法、气、形、理、和、势、韵、体、境、格、意象、声律等①,它上通中国人的本体论、宇宙观、道德学,下达审美创造、审美理想、艺术表现、艺术法则、艺术构思、形式美等重大问题,中间横贯着道气象一体、文道(文质)合一、整体思维、以象喻意、体用不二、不离弃感性经验等象家族思想特质,其涵义包括对立面的统一、形象、规律、象征、法则、风格、节奏、声律、韵律、体裁等,若论涵义的多样性、功能的丰富性、思致的深刻性,与西方形式系统相比,丝毫不逊色②。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百年来中国美学文艺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形式论传统,尽管形式在现代中国的美学文艺学的话语系统中已经取得了几乎一统天下的实绩,但是“形式”和“象”这两个足以代表中西哲学美学精神特质的范畴在形上层次、思想方法、话语形态、言说构意而非技巧、体裁、风格、节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一次次地令学人们陷入困扰尴尬的境地:形式系统的概念用到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上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不够贴切③。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形式也好,象也罢,都是文化学、社会学、哲学范畴,在其背后挺立着一个特殊文明的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不过我们在此不准备提出形式与象的形而上“融通”的可能性(探究其具体途径、哲学基础、语言根基等)这一难题,我们只尝试性地解答后一个问题,即象家族的改造与新生。这种现代改造建基于对其缺失弱项的深刻洞察与清醒认识之上,取决于我们对西方的形式与中国的象之间的巨大精神差异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我们明确表示不同意失语症论者或汉语诗学论者的部分观点。幻想径直地回归古典传统,简单地沿用古代术语命题,除了具备怀乡抒情的价值,并不能够带领我们走出失语的困境。中国现代形式论传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一批学者,如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都是在实质上而非传统范畴术语的移植沿用上开拓形式的新疆域。我们主张,象家族的改造与新生的关键步骤,不仅在于发掘其固有的、较之形式论可以说是“独特的”现代性因素、观念、原则,更依赖于中国学人主动摄取、延揽、吸纳、融会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形式理性精神。不管你是否承认,这一硕大的思想工程乃建立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的核心课题之一,它不自今日始,也不会在短期内画上句号。具体言之,就本节的主旨而言,除了上面提到的引入先验维度、加强形式分析外,主要有以下四端:第一,扩张构型力量。在宇宙论上,象家族的本质特点是主客不分、道不离器,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认识论意识欠发达,数学-逻辑理性精神不够强劲的必然反映。明末清初以来,随着西方逻辑与科学论著的译介,重逻辑理性,讲个体主体的思想因子逐渐深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肌体。理性主义精神的核心是主客二分所缔造的理智主义和客观主义。所谓形式的构型力量实乃理性借助概念、范畴(最高的概念)建构超越的本质世界的活动,概念、范畴决定着全部客体,决定着我们的感觉经验对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形式即本质,形式具有给质料赋形的造型力量;用康德的讲法,人的理智给自然立法,他的范畴体系从质、量、关系及其内部诸规定和相互间的逻辑关系来建构存在者的世界。卡西尔认为,文化世界是人的精神本质固有的对象化符号化(构型)的创造,文化符号的各种形式折射出人性的不同层面。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将形式与人的自由活动,与人的主体性实践活动,与建立法律、政治、经济等各种新形式联系起来,恰恰是中国哲学美学走向现代的深刻表征。第二,建立批判理性。由以上论述可见,象家族的诸种涵义几乎没有涉及社会政治功能。而在西方,批判功能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形式的活动中。柏拉图的“理式”(形式、本质)是理性建立的概念形而上学,其现实的投影就是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普遍凸显形式的批判功能。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艺术的批判功能,艺术为自由而奋争所做出的奉献,存留于审美形式中”①。实质上,形式的批判源于理性的批判。批判理性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知识而知识地追求真理,它来源于人的心智解除愚昧教条禁锢后迸发出的强大的创造能量,是知识不断增长的基本动力。批判理性具有双重性,其起点是普遍怀疑,正如笛卡尔在《形而上学的沉思》里所说,“凡是我从前信以为真的东西,没有一件我不能加几分怀疑;我的怀疑并不是由于漫不经心或轻率,而是有很强的、考虑成熟的理由的”②。在他那里,除了真理的神圣性和追求真理的绝对信念,一切都在怀疑之列。既然知识追求永无止境,那么质疑、挑战、叛逆也就不会停歇。但批判理性绝非专事破坏、否定,其另一面充满着建设性、创造性的力量。它不但致力于构建普遍性的知识原理,而且要按照理性和理想来改造社会。第三,重视语言之维。中国传统思想没有把语言纳入形上学(道论)的思考,所谓道本于心性无须假言,道体粲然莫可名也。中国薄弱的知识论传统也少有深研知与言之关系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由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承当,它以训诂为主体,重在字词意义的训释,不重语句分析,几乎不从形式上把握语言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是便把握不到带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和世界的形式结构。直到晚清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汉语语法问题才逐渐引起学者的广泛注意。因而古代文论中不满足于从技巧、修辞角度看待语言,而试图将其提升到文化哲学、语言哲学、心理哲学高度的语言论几成绝响。此后,中国学人开始努力构建具有自身特点的语言论,譬如朱光潜在《诗论》里提出的颇富创见的以情感思想语言一致说替代形式与实质关系说。今天看来,这样的新见实在太少。西方极为发达的语言哲学传统源于逻辑-数学传统,逻各斯兼有言说与理性两义,逻辑-语言-形而上学连为一体的传统在17世纪前的霸主地位不可撼动,至今余威犹存。